玩家实测“家乡大贰究竟有透视挂吗”开挂详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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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编者按】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从根本上需要包括法学在内的一系列基础学科的支持。近年来，涉外法治成为法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增长点，而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对“涉外法治”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又构成相当正面的激励和支持。然而，区域国别学与涉外法治究竟应当如何结合，可以如何结合，在具体学术议程设置的层面，仍然未经充分讨论，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于2024年7月8—12日举办以“殖民帝国史视野下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涉外法治”为主题的第五届“法意”暑期学校，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重要尝试。本次暑期学校研讨从殖民帝国史研究切入，探讨研究近代殖民帝国的兴衰进程对区域与国家秩序的塑造，以及法律在这一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次暑期班结业仪式后的圆桌讨论中，授课学者与特邀嘉宾就研究进路和学术议程设置，从不同视角提出自己的主张。讨论全文整理发表于《东方学刊》2024年冬季号，第99-124页。本次推荐阅读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陈晓航老师在圆桌研讨中的发言《国际法学视野下的区域国别研究》。

从2022年到2024年，帝国问题一直是“法意”暑期学校的核心问题意识。无论是帝国问题或者区域国别研究，还是涉外法治问题，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更大范畴下的跨学科问题。比如，当我们提及涉外法治的时候，一开始很多人都会认为涉外法治便等同于国际法治，涉外法律问题就是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统称“三国法”）在内的国际法问题。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种理解是有些片面的。一方面，涉外法治的问题群落和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不少问题都是涉外法治和国际法的共同主题。另一方面，两者的立足点和着力点不一样，国际法强调国际规则本身的普遍性和国际秩序的建构性，而涉外法治更加强调国内法和国内秩序的外部向度，而恰恰因为这种外部向度，涉外法治的题内之义以及核心关切是特定国家的主体性以及特定主体对国际进程的塑造和影响。

也恰恰因为它们的跨学科问题意识，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研究区域国别问题和涉外法治问题，切入点也是不一样的。从国际法学视角出发去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和结论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在传统国际法学框架中，区域国别的要素不是很强，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化论，这种简化论将不同的政治实体和政治群落之间的关系抽象成同质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若仔细深究，国际法学与区域国别研究和涉外法治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历史关联和逻辑关联，下面我想结合国际法学的历史，分享我对国际法与区域国别研究和涉外法治之间关系的三点观察。

第一，国际法的起源充满了涉外法治色彩。当然，有学者会认为这种说法可能犯了历史学中的“时代错置”（anachronism）。因为涉外法治是一个新概念，用一个新概念去评价历史是欠妥的。但即便如此，我认为 19 世纪国际法学科和职业的起源和发展能为我们观察国际法和涉外法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参照。比如，19世纪的欧美国际法学家在谈论国际法的时候，他们所谈论的并不是我们当今所理解的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相反，他们往往是在万国法（the law of nations）的意义上谈论国际法。进一步地，万国法的基础是欧洲公法（droit public de Europe），欧洲公法主要处理的是自施米特所说的“基督教共和国”衰落之后的欧洲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秩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际法的起源和发展是建立在欧洲公法的溢出效应和域外扩展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从欧洲公法到国际法的过程在本质上也是一个涉外法治的实施过程。当然，这一结论如今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芬兰的国际法学家马尔蒂 · 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在他 2022 年的新书《到达地球的绝大部分：法律想象与国际权力 1300—1870 年》（To the Uttermost Parts of the Earth: Legal Imagi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wer 1300—1870）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法律想象起源于自家门口。”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法学家的法律思维和秩序想象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自己所处的语境中的概念、范畴和观念的钳制。当国际法学家想要建构普遍主义国际法秩序的时候，他们所能够调用的智识资源一定是本土性的。因此，这种本土性的普遍化过程，可以类比成涉外法治的具象化过程。

第二，与此相关的是在 19 世纪殖民背景下，国际法传播过程中的区域国别面向。美国外交官亨利 · 惠顿（Henry Wheaton）在1836年的第一版《国际法原理》中就非常明确地写道：“并不存在普遍的国际法，国际法是在有相似起源、生活方式和宗教的民族间进行适用的特殊性法律。”①换句话说，国际法是欧洲国家之间外交实践的产物，而随之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欧洲国际法是否能平等地被适用到那些“未开化”乃至“野蛮”的被殖民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75年，国际法研究院（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开展了国际法领域的第一个区域国别问卷调查。这个调查问卷分发给了当时欧洲的东方学家和国际法学家，提出了6个一般问题和2个特殊问题，重要的问题包括：东方国家是否能被接纳入国际法大家庭？东方国家遵守条约的观念与西方国家之间有没有区别？根据东方国家的社会现实情况，西方有无维持领事裁判权制度的必要？等等。最后，国际法研究院的结论是：根据对东方国家和东方社会的研究，保持西方在国际法体系中的优越性是必要的。

第三，如果回到当下，我们会发现1875年国际法研究院的问卷调查揭露出了区域国别研究在开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二元对立的张力问题。我们可以借用索绪尔在语言学和结构学上的二元对立概念去理解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二元对立张力。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结构上，我们对概念的界定总是需要借助一个与之相对立的概念才能获得完满的理解。②比如，对“左”的理解，离不开“右”这一概念；对“善”的理解离不开对“恶”的界定；对“西方”（West）这一概念的定义同时离不开对“东方”（ East）这个术语的阐释。这种二元对立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上，同时是思维层面上的。更加重要的是，二元对立的术语之间往往是有层级和先后的，比如说何为“善”和何为“恶”，这便是充满价值判断的。同样地，对1875年的国际法研究院而言，“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在国际法的适用上也是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而在这个二元对立之中，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具有当然的国际法上位性。

上述三点观察可以给国际法学在区域国别维度的展开提供一些新的镜鉴。首先，我们需要将区域国别的视角重新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当然，现在已经有国际法学者开始重视国际法中的区域国别问题，比如美洲国际法、亚洲国际法、伊斯兰国际法在最近若干年的兴起便是这方面的例证。其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超越传统区域国别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二元对立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坚持对话，重视“法意”暑期学校提供的交流平台，多谈一些真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对各自学科始终保持一种范式和方法的开放性，不断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去突破固有的学科界限。最后，区域国别的问题展开离不开历史的向度，在国际法学历史转向勃兴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掘中国国际法实践和历史的智识资源，推动国际法学的跨学科研究。

①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 Philadelphia: Carey, Lea Blanchard, 1836, pp. 44 —45.

②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dited by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translated by Wade Baski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pp. 11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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